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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元杂剧版
《赵氏孤儿》故事真正大流行还要等到南宋-元年间，典型是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这又是件很有趣的事。如果说《史记》是给“后世圣人君子”（读书人）看的话，那么戏剧就是给老百姓看的了。中国的史，从“给老天爷看”到“给人看”；从“给圣人君子看”到“给老百姓演着看”经历了一个完美的下降过程。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把中国的历史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古，自开天辟地到两汉；第二阶段中古，自魏晋到隋唐；最后一个阶段是近世，宋元明清。内藤湖南把唐宋之际的变化看作是由中古向近世的转换时期，提出了宋代以后是近世的看法。宋代证治的特点是君权和民权扩张。杯酒释兵权后，君权得到了强化，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凭科举考试可进入统治阶层与君分享治权。
范仲淹就是这种新型读书人的代表，内藤湖南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解读是：“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是连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士人考虑的不是门第，是个人的人格。”宋代士大夫是“以一个人所为关系到国家，波及万世的正义感来立世成名的……没有门第背景，仅以个人的身份，在认识自己的使命的基础上面对证治。”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化中。史记中的程婴，他的身份是门客，和赵家有依附关系，而到元杂剧中的程婴就是经济独立的草泽医人了。
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的基本情节与《史记》版差不多，但也有不少改动。（一）因为是戏剧，情节必须紧凑，出场人物也不能太多。如把晋灵公杀赵盾和晋景公灭赵氏全家安排成一个事件。（二）程婴变成了蒙赵朔优待的草泽医人，而公孙杵臼成了罢职归农的中大夫。（三）庄姬夫人是自杀死的，赵孤成了真正的孤儿，观众对赵孤自然也寄托了更大的同情。（四）韩厥由大权在握的卿变成了屠岸贾的部下，他同情赵氏遭遇，为让程婴走的放心，索性抹脖子死了（死人是不会走漏风声的）。韩厥在《史记》版中是存赵复仇的关键人物，是三家分晋后韩国的祖先，现在不仅身份降低，而且完全成了配角。相反，程婴成了决定命运的人物。小人物担大任，这是宋以来贵族势力消亡，平民知识分子崛起的写照。
这种趋势背后的技术发明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始于唐，其后知识随书籍的传播更加容易，学问不再被世家大族垄断。最早的雕版书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的金刚经。中国传统的典籍，经史等自五代起才逐渐开刻，这个要晚于宗教典籍的开刻。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导致大量民间藏书家的出现，多的可达四万卷（王钦若），学术之普及可见一斑。
宋初学问凋零，有心向学的人还要跑到和尚庙里去苦读。表面看和中世纪西方经典保存于修道院略同。但逐渐地，宋的读书人就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变，转而关注“世运”，转向儒家，书院开始流行。宋代是学术爆炸时期，按宋史艺文志，宋集部超战国迄唐之集部，增两倍有余。中国文教的传统到宋时发展到极致。学术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钱穆分析宋明学术的兴起，说此时（贵族衰亡之后）需要有一股新力量，上能监督证府，下能援助民众。内藤湖南则说：“像宋代这样的弱国，在内部思想方面进行整顿是必要的。”
宋儒对证治的态度，按钱穆的说法是“宁可牺牲机缘，绝不肯降低理论”。他们对在野传播学术的兴趣要浓于在朝的革新证治。宋以及后来明的儒家类似先秦诸子，学问摆脱证治获得相当的独立性。先秦诸子游说诸侯，学问是证治的中道，宋明儒热心讲学的目的则是开发民智，培育人才，最终仍是革新证治，实现证治理想，即托古的“三代之治”。
（五）强调了屠岸贾的暗黑手段，为了捉住赵孤，屠岸贾威胁要将晋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统统抓来，尽行杀戮。（六）《史记》中没说那个调包替死的婴儿是谁家的，元杂剧里明言是程婴的，当然程婴是主动要让自己的小孩去替赵孤死的。平民知识分子为复赵（大义），不惜牺牲私利，这正是那个时代“士”的特点。（七）公孙杵臼和程婴争着要死，最后程婴被说服了，因为公孙杵臼太老了，很可能等不到赵孤长大就先挂了。《史记》版程婴与公孙杵臼更象是兄弟，而元杂剧版则是一老一小的关系，老大夫忠良死节，庶民知识分子忠义无私。（八）程婴以救自家婴儿的理由举报公孙杵臼窝藏赵孤。这段确实很悲，程婴亲眼目睹屠岸贾杀自己的亲儿，国仇家恨啊。 7/9 首页 上一页 5 6 7 8 9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