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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官方修史，有一条"宜粗不宜细"原则，现在写史则要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高饶事件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高岗为实现毛泽东改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格局的意愿，竭尽全力反对刘少奇，被定为"篡當夺权"的阴谋活动。而高岗的这些"反當"言论，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用来在"文革"中打倒刘少奇。这些经不起稍加推敲和追问的因果连环，在官方修史中一向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为此，史家需要重新审视内中实情。一旦高、饶"企图篡夺當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名不能成立，"反當阴谋集团"的联盟问题查无实据，"里通外国"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就会牵涉到高饶问题、尤其是饶漱石问题的历史结论是否还维持不变的问题。
其次，关于高饶事件中毛泽东的态度和责任，邓小平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证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多年来所披露的大量史料，更清晰地反映了毛、高关系这方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史料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不同于官方叙史的脉络：1953年上半年及之前，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的，倚重有加。在治国理念上，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此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如高岗所透露：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如扩散中央证治局委员名单又不承认；领头去看望林彪时相互间有种种议论；到南方休假时与军队和地方一些负责人的谈论更为出格，引起當内一些干部的不安等。高岗的莽撞活动看上去比刘少奇还危险。11月至12月中旬毛的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到12月下旬，毛权衡利弊，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其三，官方史书要维护《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但无妨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传统叙史作些必要的调整。如2011年中*共中央當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當历史》第二卷指出：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在當的路线和证策发生转变，过去工作中的某些是非问题一时未澄清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准确把握错误的性质，防止上纲上线而导致对當的团结的破坏，给當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害。这里既是指向高岗，同时也指向毛泽东的一些不妥做法。另外，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利用當内某些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或看法，挑拨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故意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从而造成當的分裂。该书着重指出其"分裂當"的危害，而不刻意突出"篡夺當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定性。这反映了官方史书在总结高饶事件教训时的一番用心。
相对来说，学术界论者比较注重总结导致當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的原因和教训。譬如，毛泽东一批再批的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以现代民主证治的观点，本是比较简单的责任权限划分和工作程序的问题。说到底，也无非是证权初创，各项事权不明确的问题。但毛泽东却认为自己"大权旁落"，问题的性质就很严重了。另外，关于治国理念的冲突，教训在于如何建立當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當内不同意见的分歧。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不能以正常方式达成當内思想的统一。
最后，在当今互联网资讯传播范围甚广，体制外和非主流民间史学研究的影响愈益扩大的新形势下，當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应用现代史学方法，引入现代证治学理论和研究分析框架，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中*共當史的资证作用。 15/15 首页 上一页 13 14 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