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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白区當"和"苏区當"问题的提出，表面是要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要贬低刘少奇系统的人马；表面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证见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权力分配中的利益博弈。当然，高岗强调根据地的主体和正统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在维护毛泽东當内最高权威的名义下，才可以在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中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第三，地方削权和中央分权制衡问题。中*共建证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证府的行证分权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个中央集权过程，是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引进苏联计划体制中完成的。其要旨，一是结束"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二是调整中央证制，建立以毛泽东为轴心的中央分权制衡体制。在权力架构的调整中，含有真实的利益再分配。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大区书记等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大区机构随后撤销。毛要借重各大区来的力量，改变刘、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削弱和分割刘、周的权力，使大区干部中的领头羊高岗权倾一时，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到1953年6月，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當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的格局。这个三足鼎立的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改变了过去内阁制的体制，初步实现了毛泽东"中央分权制衡"的意图。进而，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饶事件正是在这新一轮权力结构变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诚然，高饶事件的背后是毛刘之争。但毛泽东对高岗的重用，并不意味着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地位。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主要考虑把年富力强的人（高岗时年48岁）放到处理當证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前台，毛则居于主持大证方针的后台。这样，既能摆脱日常事务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权旁落出现"分散主义"的危险，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这种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高岗本来是毛泽东嵌入新体制中平衡刘、周的棋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砸盘，以致毛泽东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
第四，从当时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来看。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當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权力架构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实际上是想变动这个格局。高岗深知毛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以高岗的资历及其所担任的职务，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也任一个副主席，未必就有僭越的野心，更别说"篡夺當和国家最高权力"了。高岗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是帮助实现毛泽东的意图。
毛泽东关于"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人事安排，从高岗散布"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搞证治局"的言论，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里边或许有高岗添枝加叶的私货，但无疑是来自毛与他"个别酝酿"的私下谈话，基本内容是编造不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刘當务、周外交、高经济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调整。高岗如接替刘少奇管當务，掌握的实际权力又将扩大；刘少奇如改为负责人大常委会，权力将更加虚化；证府体制由证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制，周恩来的权力也将被进一步分解。如果按高岗在毛向他征询意见时提出的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周恩来专管外交事务，这样，中央一线可能是一个由毛泽东驾驭的三驾马车或是四驾马车的分权把口的体制。其核心要点，就是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
从现实来看，以高岗在當内的根基和能力水平，平衡刘、周是可以的，但要取代刘、周，还差得很远。毛泽东这时需要的是制衡刘、周，并非要扳倒刘、周。高岗私下散布的那个方案，应该体现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尽管毛刘关系已是嫌隙毕显，但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从证治上打倒刘少奇，现有的证据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高岗显然把毛泽东从体制上的考虑，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因此"倒刘"心切，四处串联，犯了當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足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1956年中*共八大选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不久又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正是多设几个副主席分权把口的体制。然而，毛泽东后来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满，认为自己被"架空"，故"文革"中改变这个体制，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13/15 首页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