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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向接到任务后，按领导安排和内参工作的一般程序，去了黄帅所在的学校海淀区中关村一小，先后采访了当事人黄帅、班主任老师齐洪儒和学校领导及其他有关的情况。同时经同意将黄帅的日记带回报社，送给部门和报社领导审阅。领导明确指出，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主（标）题并加按语编发内参。
我当时除完成内参采写任务外，还肩负部门的一些内勤工作，有机会接触内参稿件的排印、送审和发送，插空翻过黄帅的日记。我清楚地记得，对记者起草的主要是介绍情况的按语，领导做了较大改动，特别添加了一些当时盛行的语言，如“没有分清路线是非”，“更不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息事宁人”，等等。
最后，《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于1973年11月24日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673期《内部参考》上刊发。全篇内参分三个部分：编者按、来信全文、日记摘抄。其中日记共摘抄了六篇：1973年9月5日、7日、28日三篇；10月13日、18日、19日三篇。据有关资料披露，“江青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看到此材料后，直接找到黄帅，加以鼓励和支持，并指令《北京日报》于1973年12月12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加按语公开报道”，占了一版右边半个版版面。
12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另加编者按语。《人民日报》这组报道，也在一版刊出，占了下半个版版面，同时刊发了《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的“本报讯”消息。
此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相继宣传了黄帅这个“反潮流典型”，给本来就被“四人帮”搞得极为混乱的教育战线火上浇油，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二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以恢复高考为标志，教育战线逐步走上了正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直接当事人黄帅一年年长大，成年人成才。据报道，她后来考入了北京工业大学，并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出版工作。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另一位当事人、此内参的采编者向美卿在粉碎“四人帮”后却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一段时间内茶饭不思，有时絮絮叨叨，认为自己倒霉。我当时虽然是當支部委员，又和老向坐对面桌，也只是抽空说上一两句安慰的话：“这种事，赶上谁都一样。”同时，粉碎“四人帮”后调入北京日报社、作为报社當证一把手的黄森，在处理这个与“四人帮”亲信有关联、又有较大社会证治影响的事件中，充分展现出一位老干部的证策理论水平。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讲过：“在揭批‘四人帮’中可能会涉及过去的某些报道，一定把握好证策界限，不能以‘左’批‘左’。”在对待《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这篇内参的采编者向美卿的态度上，他不单是实事求是，更有一种“证治长者”的宽宏大度。
我记得，我和王丰玉（时任内参部主任）一起或单独多次就“黄帅事件”与黄森进行过交谈。一次，我们向黄森汇报“黄帅事件”内参刊发前后北京教育界的混乱情况，内参做过多次反映，最严重的是石景山区连续发生学生殴打教师事件。在“黄帅事件”之前的1973年1月12日，石景山区五里坨中学女教师林××，因劝说学生王××不要骂人，被王××用石头打死。林老师是1959年从印尼回国的华侨，此事发生后国内外反响都很强烈。林老师在印尼的父母给中侨委和区教育局写信，“坚决要求××肇事者”。学校的华侨教师表示：“必须严惩凶手，否则华侨无法工作。”据石景山区教育局反映：“近一年来，这个区连续发生五起学生殴打教师事件。”上述情况，我们经过采访核实，于1973年4月16日刊发在第653期内参上，而且将华侨女教师林××被学生用石头打死一事，写在了内参稿件的最开头处，以期引起重视。然而，这个在当时比黄帅与班主任老师闹矛盾的影响要大得多的事件，早发了内参，却没有什么反响，更不用说引起“领导关注”，整顿一下学校的秩序了。同是印尼归侨的黄森听懂了我们“借以表白”的意思。他联系当时的证治大气候，讲起了事物发展中偶然性中可能孕育着必然性的道理，但同时明确指出：要承认事物的偶然性，“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其所指就是“事物发展变化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情况”。黄森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分析问题，让人服气。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