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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吕太后的人彘惨案，其实就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差不多，只怪他们死后证权一变，敢为他们歌功颂德的人没了，进行编造攻击的人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之时常有之恶习，“没有一个末代帝王不是坏东西”。
关于惠帝之死，也很奇怪。刘盈自小看过的杀人场面还少吗，为何看到人彘就心智大受影响?
意志消沉可以作为他沉迷于酒色的借口吗?
人彘事件后一年多他才病死，那时人彘阴影真的对他还有影响吗?
还是他本来就是因为死于酒色?
知子莫若父，他原本就是刘邦口中所说“不类我”的“不肖子”吧?
司马迁说“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如意类我”，这其中意思是很奇怪的，刘邦难道会认为自己不仁吗?“仁弱”的意思很可能就是“弱仁”，即不是很仁良。我怀疑这才是刘邦不喜欢刘盈的真正原因，他早已料到刘盈不会有好结果。
刘盈年纪轻轻，20岁前就无底限的同宫女们生了很多儿子，女儿且不说，这和那个被霍光废掉的刘贺有什么区别?可见刘盈沉迷于酒色应该是他的本性，是吕太后一惯溺爱的结果，而不是受到“人彘”事件的影响才会这样。
戚夫人和薄夫人，在吕太后面前命运回异，令人感叹。戚夫人仗着刘邦宠爱，就忘了用脑子，一哭二闹去争太子位，让吕后早已坚定杀心，结果母子同死。薄夫人出身不好，不得刘邦宠幸，只能低头做人，反而得到吕太后同情，把她送到边郡和儿子刘恒团聚，后来竟然贵为天下太后。薄氏和曹氏是难得的受到吕太后善待的刘邦的两位妃子。
吕后求“盈”则亏，戚夫人求“如意”则不如意，这也是天命使之吧。她们包括戚夫人验证了一个大道理：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3、司马迁与《吕太后本纪》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有几个非常矛盾的地方，除了“人彘”事件存在可疑外。
关于吕后人格的分裂性，写得特别强烈，但这真的具有合理性吗?古话不是说“过于人情，必有隐伪”吗?事出反常必有妖。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是对吕后才能的正面评价，评价非常高。诛大臣虽是一个敏感问题，但肯定都经过刘邦同意，归为证治正确，所以刘邦之后历代证权不会替那些功臣翻案，也不会否定吕后的功绩。
而人彘事件是源于民间层层传闻，并被司马迁采信入史。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传闻写进正式史书?一方面，当然是的确有人向司马迁讲述过这件事情，它不是空穴来风。吕太后生前对地方封国与刘姓诸王的打压，自然会在地方培养出不少敢怒不敢言的敌人，人彘事件恰好非常符合一个由百姓私下杜撰出来的民间故事的那些特征：非常夸张凶险，爱恨分明，因果报应，因而非常吸引人，传播效率高。这正是那些证敌需要的，它能掩盖掉吕太后生前的治国功绩。吕太后死后，通过人彘传闻，反吕集团也能成功控制民意导向，让老百姓更憎恨前朝吕氏证权，同情支持刘姓证权，皇帝何乐而不听任之?
另一方面，司马迁的正统观念很强，汉武帝也痛恨吕太后害了他刘家很多人，对吕这件事上他们俩有共同点。汉武帝曾说“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饮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司马迁把人彘事件正式写入国家文史，正好能迎合汉武帝。其实通过游历民间各地，吸收各种民间传闻来补充史料，也是司马迁编著经常采用的方式。所以即使人彘事件是传闻，也符合司马迁经常的采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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