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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渭滨”。此处的“帝”,即指更始。于是二人“相随见更始于舟中”。当时弘农太守公乘歙对京兆尹解恽讲:“送帝入弘农,我自保之。"解恽反对说:“长安已破,吏民不可信。”右辅都尉严本,担心更始从这里逃掉而为赤眉怪罪诛杀,所以立即建议说:“高陵有精兵,可往。”
这样,更始在虎牙将军刘顺、定陶王刘祉、尚书任延君、侍中刘恭的护送下来到高陵。由于右辅都尉的府衙设于高陵,所以更始来到这里,便被严本监控起来。严派兵层层把守,“号为屯卫而实囚之”。赤眉下书来说:“圣公(刘玄之字)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在这种情况下,更始别无选择,只好派刘恭去请降。赤眉则派右大司马谢禄前往受降。
十月.更始随谢禄来到长安长乐宫,但见他赤露上身(古称“肉袒”,表示自己有罪的意思),跪拜在地,把皇帝的信物玺绶小心翼翼地上缴刘盆子。这,或可视为一种正式的投降仪式。赤眉给更始定罪,“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连忙上前为更始求情,未能获准。卫士推着更始出去,准备行刑,刘恭追在后面呼喊道:“臣诚力极,请得先死”。意思说做臣子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救不了您的性命,那就让我死在您的前面,以表白我的一片赤心。
说话间刘恭拔出佩剑,就要自刎。赤眉帅樊崇等急忙上去“共救止之”,于是“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要求赤眉履行诺言,经过力争,“竟得封长沙王”此后,“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颇得与故人宾客相见”。不久,发生了“故人"策划更始逃跑的事件,那些“故人”全被关进监狱。于是谢禄加强了对更始的看管,连刘恭也不能见他了。
就在九月赤眉人长安,更始逃往高陵的时候,刘秀下了一道诏书:
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
此诏用语简易,似乎不需要太多解释。它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对更始的破败表示怜悯,二是封更始为王,三是下令严禁贼害更始。读者看完这道诏书之后,不免会有一种猫哭老鼠的滑稽感觉。实际上,刘秀本人就是更始最大的“贼害"者。对此,连封建史家也批评说:“长安(指更始证权)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当然,刘秀这道诏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以此收买人心。再者,也是刻意讲给赤眉军听的。
二、刘秀建都洛阳的考虑
刘秀的业绩,起自河北,后据有河内,建设为根据地,曾比作汉高祖的关中。对于从中国中部偏北地区发迹的刘秀来说,和从西部起家的刘邦在选择建都之地上有不同的考虑,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何况,当刘秀在高邑称帝的时候,原汉都长安还在更始名下,这样,他把建都地瞄向更接近于自己发迹地与根据地的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便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了。
再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在西周之初,周公便营建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其“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所以,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皆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当年刘邦也曾计划建都于此,后来他西都关中,固然与娄敬,张良宣传这里的富庶、险阻有很大关系,但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刘邦在关中的民众基础更好于关东的缘故。
刘秀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他在关东的民众基础,尤其他苦心经营的河北以及河内的基础,要远远好于关中,所以他不能不把自己帝国的证治中心选定在“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河向雒"的洛阳。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