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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现在的一些企业对于人才的选聘往往走人了误区，原因就在于这些一方面说没有人才，人才难求，一方面却设置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选人门槛，或者干脆以老板个人的喜好作为标准，这样很难让真正的人才得到机会，对此，曾氏就说过：“人才之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以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也就是说，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去发现、挖掘。而要尽可能的网罗到人才，就不能简单粗暴的将人才模式化，不能将文凭、资历、职称等与人才划等号，现在有些企业无论是自己招聘、还是委托猎头招揽人才，首先就在甄别人才之时盲目的将文凭、资历、职称等与人才挂钩，而且，喜好追逐那些所谓服务过知名品牌的人，认为这些从知名品牌出来的人就一定是人才，殊不知这样做将大部分真正适用的人才给遗漏了。
可以说正是曾氏不拘一格的广揽人才才使得其智囊团不但有穷困潦倒的书生、有隐于山野的布衣、有失意科举的文人、有名儒宿学、有勇猛的悍将，“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曾国藩根据这些人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特长予以重任，才形成了曾氏集团在核心决策圈、军证外交、文化思想、司法机构、后勤保障、科学技术等等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大批的能人，比如在核心决策圈中的证治人才，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外交领域的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郭嵩焘等，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有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中国近代化学之父徐寿，他和儿子徐建寅在曾国藩府中，特别是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文化思想领域，曾氏幕府也是人才济济。他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在当时甚至以后的文坛上都独树一帜。而其他如俞樾、吴嘉宾、王闾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也都是晚清文史方面著名的学者，“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在桐城派的兴衰史上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说正是曾国藩慧眼识珠，并深切的知道这些人在不同领域的特殊才能，才使这些人能得其所而有所为。
可以说，广揽人才而不拘一格是曾氏的选人第一个原则，而让这些人才能够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做出不凡的功绩就是曾氏在不拘一格的选人的同时更为注重人才的适用性，也就是说，结合其人不同的专长安排在其合适发挥的位置，这样才能极大的激发人的创造性，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曾氏说：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在笔记《才用》篇中，曾国藩进一步指出：“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才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简而言之，就是要做到量才适用，根据专长的不同安排合适的位置，这样才能做到相得益彰。因此，量才适用是曾氏广揽人才的第二个原则。
对于现代的企业而言，如何根据具体的岗位配备适用的人才是选用人才、激发人才潜能创造业绩的前提，因此就要破除对文凭、资历、职称等的迷信，走出唯文凭论、资历论的选聘误区，让合适的人才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自身才能。因此，对于岗位是否适用是考察、选用一个人才的前提而不是别的！
曾国藩说：“求人才至难，当如鹰隼击物，不得不休”。这是曾氏广揽人才的第三个原则，即：锲而不舍的求才精神。重视人才、寻求人才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或文件上，要切实的去做，发现人才，就千方百计的揽为己用。曾国藩在得知彭玉麟的才能之后，力邀彭玉麟出山相助，但几次都被彭玉麟拒绝，于是曾国藩效仿刘备三顾茅庐，在其苦劝之下，终于打动了彭玉麟。
慎用
曾国藩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毫无着力之处”又说：“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如何对广而收之的人才做到慎用呢？曾氏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为此，他提出了慎用的第一个原则：要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用之前必须做到“知人”，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可见，曾国藩对用人之慎是何等重视，用现在的话就是要考察选用者的职业规划、专业能力、作品案例、职业道德等，而慎用的目的是杜绝用错人、让真正的人才得到重用，发挥才能，可以说慎用正是为了用其所长、尽其所能。 2/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