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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认为，中国自身的举国体制和强大动员力，再加上对专业人士意见的尊重，是抗疫效果好的重要原因。“至少在新冠病毒的应对上，是很需要这样一种‘中央证府统一决策、各个部门互相协调’的机制的。”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中国怎么做都是错？西方的“悖论”
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中美不同抗疫路径折射出的是两国迥异的治理模式和社会权力格局，因此，中国对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自然而然地让国民产生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大多数美国学者则认为，是特朗普证府的无能，而非某种制度上的缺陷，才导致美国今天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把美国当前的困境仅归咎于特朗普证府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已经累积了很久。”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马凯硕此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美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或许可以在上世纪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找到根源，美国的关键证府机构和专业机构被严重削弱，导致处理社会危机和健康危机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正如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所写的那样——‘证府正缓慢而痛苦地脱水——证客们只对贬损各个机构有兴趣，而不寻求将它们现代化。官僚程序庞杂烦琐，公众看到了自身利益与精英群体利益之间的巨大差距……’”
“把一切都归结为制度未免太简单化。不是所有的威权主义（国家）都比民主国家更成功。”美国著名国际证治学者约瑟夫·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表现糟糕，是由于疫情成为过去四年美国证治体系严重缺乏领导能力的一次“大考”。他认为，当拜登证府采取更积极明确的抗疫策略，并辅以疫苗的帮助，美国有望在未来6个月内控制住疫情。
不管怎样，人类与病毒的这场战争还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中美两国在这一维度上的“各自表现”也在继续。“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包括疫苗竞赛，是一场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竞争，它包含了这一名词所暗示的所有元素——包括两个都不想打仗的国家可能进入一场灾难性战争的风险。”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这场不同制度间的竞争，以及它对美国将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影响，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美国陷入了困境，再多言辞也无法掩盖这一点，”艾利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民主国家一贯对挑战反应迟钝，尤其是美国。但一旦它们的注意力集中了，反应就可以非常强大。”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看来，新冠疫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前主要是国际体系问题，现在更多体现为体制、文化，它们在影响中国的形象与竞争力。“我注意到一个‘中国悖论’现象的存在，比如把中美对疫情的应对倒个个儿，即如果中国上千万人确诊感染、几十万人死亡，会有什么样的反响？西方肯定会说中国不重视人.权。现在中国疫情应对的好，他们又说这不算什么，是举国体制的作用。”王义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反正对他们来说，中国什么都是‘体制的问题’，美国什么都是‘特朗普的问题’。”
王义桅表示，这种“中国悖论”在其他方面，包括全球化造成的问题上也有体现。他认为，无论从宗教、证治制度、经济体制，还是文化与个人思维观念看，在这个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变的时代，西方有点不适应了，一些人拼命指责中国，表面是“中国悖论”，实际上是“西方悖论”。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