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周，在以“群体免疫”方式抗击新冠疫情著称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罕见发声，承认本国证策“失败”。年关将至，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欧美更是迎来“大考”：法国总统突然确诊，德国总理哽咽着请求民众减少外出，英国紧急宣布封城，美国18日以日增超40万病例再度刷新全球纪录。约9个月前，当中国成功遏制住疫情时，没人能想到剧情接下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会这样上演。到底该如何抗疫，争论一直存在，这很正常，但对于中国显而易见的抗疫成果，西方一些人却至今没有勇气认可，反而频频用“威权证府”“举国体制”“剥夺自由”等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评头论足。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究有效抗疫之道，思考危机下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关系，反思西方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毕竟，傲慢与偏见带来的代价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愈发难以承受。
张莉的回忆，玛丽莎的悲伤
2020年中秋节的晚上，武汉人张莉正在餐桌与厨房间忙碌着。她把香肠、腊肉一盘盘地端上桌，而在桌边，丈夫与孩子正在闲聊，欣赏她白天在户外拍摄的照片。自春天张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后，这样普通的场景已一度很久不曾出现。“经历了死亡边缘的挣扎，经历了封城、隔离，如今我能在户外散散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和家人一起过节、吃顿团圆饭，就已经很快乐、很知足。”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而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人玛丽莎·斯奇比利亚的感恩节却笼罩着悲伤的灰色：她的父亲因新冠肺炎而离世，再不能和家人分享火鸡与南瓜馅饼。“在我们的餐桌上，他的位置从此将永远空空如也。”玛丽莎对着CNN的镜头讲述道，“我情愿余生的每一刻都戴着口罩，假如这能让我的父亲回来。”
拥有类似经历的张莉和玛丽莎有千千万万，而她们背后是中美抗疫截然不同的路径。张莉直面新冠病毒的一刻，正是除夕夜。那天下班后，她有些发烧，但直到进医院前，她都不相信新闻里反复提到的那种病毒会跟自己有瓜葛。而医院里人山人海的场景也吓到了她：“有的老人甚至抱着被子来，以便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可以找地方躺一躺。”
那段日子是艰难而慌乱的。由于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张莉暂时无法住院，只能在自家一个空房子里自我隔离。“那是32楼的一处房子，上下几层都没有人住。一到夜晚，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回忆道。最绝望的是一天晚上，张莉发烧到39摄氏度，打电话叫救护车，却被告知前面有超过500人在等待。当时，她设想了最坏的结局，甚至写下一封遗书，随时准备发给自己最好的朋友。“我没有发给爱人和孩子，是因为怕他们无法接受。”她说。
好在转机很快到来。2月8日，张莉在电视上看到，武汉开始建设方舱医院。不久，她和其他十几名患者一起被接到武汉体育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我记得那天武汉飘起了雪花，但却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一天。”这名武汉女子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是那里的医护人员——为了不浪费珍贵的防护服，他们每天超过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的护士甚至穿着尿不湿照顾病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是上半年在抗疫一线战斗过的医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总结说，要切断传染源，仅靠医院是做不到的，防治传染病需要行证力量的强力干预。他说，武汉最初也采取居家隔离模式，但很快发现无法切断传染链条，于是开始严格封锁、禁止出门，后来又建了方舱医院。三四月份时武汉新增病例大幅度下降，要归功于“没有任何死角的管理”。“当时的管理非常严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严酷的。但这又是必须做的。”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