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那段时间，饶宗颐几乎将馆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这段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对于他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影响，后来他编写的《广东易学考》，就直接得益于此时丰富的地方志藏书资料。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绕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饶宗颐后来常说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缘分，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大病，他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发明了一套四角号码，用来查甲骨经文，后又想在此基础上编一本八角号码的《中山大辞典》，年轻有为的饶宗颐成了他的助手，帮助做一些图书记录工作，这也使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兴趣，并研读大量的经史子集。
叶恭绰是有名的书画家与收藏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建国后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时，叶恭绰正在编《全清词钞》，他请饶宗颐帮忙收集清词，这段经历让其对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后来的词研究打下基础。
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立证权，这一年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转折年。饶宗颐在一位潮商的建议下，决定移居香港，而他的家属、孩子都留在了潮州，他后来回忆道，“要是当时回去的话，我现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直到离开港大，他仍然只是讲师，没有评上教授。按他的话说，“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在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与大陆学者相比，身处香港的他，不仅没有因为各种战乱和证治运动中断学术研究，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
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也因此，饶宗颐（号选堂）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分别号雪堂、观堂、鼎堂和彦堂）并称为“甲骨五堂”。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将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但正当饶宗颐在香港和国外的学术研究风生水起的时候，季羡林被关进牛棚、扫校园，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劳动或翻译《毛泽东文选》。
文革中大陆的学者们停滞不前，饶宗颐却在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且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托香港之福。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