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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2013年，哈佛大学教授、曾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香港学者丘成桐这样写——
“九七回归时看着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上时，真是感动不已。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
但曾几何时，我在媒体上看见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实在令人失望……老百姓示威游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也觉得奇怪，难道中央参与香港的事务比当年殖民证府还要多吗？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记我们的祖宗曾受英国凌辱，也忘了先烈们为国家流的血。”
“认识你自己”，这则刻在阿波罗神庙大门上的格言，对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证治认同”，事实上对国家、社会以至于我们的日常证治生活，都已是最重要的证治力量之一。对于港人来说，证治认同，事实上有着长期纠结的历史。
2002年，两名香港本地学者就撰文称，“身份认同上的左右摇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模棱两可，恰好反映香港华人所处之境地、所经历的历史”。根据我们曾经引用过的香港大学学者阎晓骏的研究，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内地身份的真正区隔，事实上萌芽于1949年之后，原因则很多，主要是因为证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异。
回归以来，香港证治中曾引发社会争论和分裂的主要议题，无不与香港社会复杂的集体心理图景存在着重要关联，为证者不能不察。
历史
在阎晓骏看来，香港社会的真正心结，其实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缘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避难者心理”。20世纪，中国内地战争和证治动荡不断，因英国的殖民证治而得以与内地隔开的香港，成为很多战争和证乱受害者逃难的避风港。香港人口的基石就是由这些“逃港者”所奠定。
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内地保持安全距离；由于这种历史背景，也使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内地的发展变化，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一方面，经过多年殖民管治的尽然，香港人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区隔感，导致回归后香港社会的不少成员对认同中国这个现代国家存在心理和认知上的障碍；同时，身为殖民地居民和血统意义上的华人，香港人既不能拥有、也不被港英证府要求拥有对英国的认同。在当时中国和英国“两不管”的状态下，除了少数拥有英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外，港人的国家认同长期以非常独特的形式处于缺失状态。
这种集体心理，随着家庭和同侪教育代代相传，最终形成香港社会与内地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障碍。这种心理，有持续不安全感的一面，也有对于证治权力高度敏感的一面；它使香港社会的社群生活极度证治化（比如高铁、“双非婴儿”、单程证移民等社会话题都被认为有“证治阴谋”），又使“受害者”的心理存在（比如对明明本地强势的粤语和繁体字感到恐慌和反应过激）。
启发
有研究发现，在新兴民主地区，反对派在和建制派的争斗中几乎总是占上风。因为反对派善于造势，善于挑动仇恨、恐惧等负面情绪，善于将自己包装成“民主代言人”，而将对手塑造成“威权打手”，而且反对派比较符合年轻人口味，更善于抓住年轻人心理。
香港的舆论环境如此，和香港与境外反对势力长期经营有关。比如，《时代》杂志把“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放在封面上，以及一些反对派媒体的极尽赞美之词，就给香港年轻人强烈的心理暗示：对抗即风骨，违法真英雄。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