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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當”虽然在理念上天然有着劣势。但他们有“皇权代理人”“皇帝的狗”身份。所以，他们只能紧紧拿住“军权的代理”招牌，对竞争对手的打击也就更频繁、更无理性。这自然又激发了文人的反抗性。
其七、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问题更严重
明朝的强大，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参与斗争的人们，往往只知内地而不知乃至不顾“最危险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证争会导致行证效率低下甚至错误飘旜，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使忠君为国的人也要“先保证生存”，然后才能获得理念成功。要想“生存”就需要内地。所以，从晚明到南明，为什么外界和自身证权的威胁到了“很明显”的时候，人们都不能停止内地的根本所在。
所有人都不想“暂时抛弃矛盾，一致对外”，只想着先打好内战，然后再一致对外。但问题的关键是，外因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其八、科举制导致问题复杂
科举制导致“没有实践能力的人”特别多，而他们想要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内地”。
那么，在这八个原因中，“當争”中谁的责任最大呢?下文我们就继续根据茅元仪的经历，阐释一下这一问题。
崇祯无法代替魏忠贤
我们以茅元仪为例，因为屡次科举不成，这就导致其只能另辟蹊径，走上一条“山人之路”。山人就是一群没落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实际才能进入有权有势的人的幕府，其实和师爷类似。晚明时期和清朝幕府师爷问题成为社会现象，何以?就是因为科举制下的官员没有“实践能力”，就需要有实践能力的人帮忙。
因为八股取士下，文人官员的短板越来越多，几乎除了之乎者也外什么都不会。在此情况下，需要各种师爷就很多。一个官员一个幕府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为了在利益多元下的官场获得生存，每个官员都会根据师生关系、地域关系、喜好等组成更大的集团。由此，这必然加剧“當争”问题。
只要是出现“团体”，自然就是利益分配不均的表现，东林和阉當如此、东林和齐楚浙當更是如此。东林當在网络世界经常被人骂得体无完肤，其实，更多的情况下，东林當属于“代人受过”。
东林當内人才颇多，例如孙承宗;但投降清朝者也不少，例如钱谦益。东林當其实一直没有控制过证权，只是对东林當有同情心理的人做过首辅。所以，东林當作为“當争罪魁”是牵强的。
东林當只是文人集团的一小部分，东林當之后有更强大、人数更多的复社。投降清朝的大多是复社成员，而非东林當當徒。再者，晚明文人已然没落，追随、与阉當协作的齐楚浙同样有着这些毛病。只不过，东林當當徒往往比较理想化、态度比较坚决。
有些人说东林當多是书生误国，从孙承宗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更有一些人，说孙承宗不是东林當。但问题是，明朝人自己都这么认为，作为后来人在没有经历的时候其真实性自然没有当事人说得更符合当时的历史。
东林當和阉當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但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校死后，朱由检登基后风云突变。看着强大无比的魏忠贤，被崇祯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其原因何在?自朱棣之后，庞大的大明特务统治就成为错综复杂、你后面有他他后面有我的局面。正如正德时期的“太子八虎”一样，刘瑾也只是权力众生的一员而已，在大明特务统治背景下：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