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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说：“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与马军律师已经密不可分。”
褚时健得罪了谁?才沦落如此田地，甚至要至他于死地，“按照当时中央一些领导的意见，褚时健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也被各种组织、领导找去谈话，但是我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辩护观点，为此也得罪了许多单位和领导。”事隔多年后，马军律师终于透露了秘密，也隐约道出褚时健得罪了谁，“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7年，2002年初获准保外就医。随后合作多年的云南省烟草公司和红塔集团不再聘任我为企业法律顾问，而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小虹不久后也被借故免职，可以想象当时中央证府和云南地方证府对于褚时健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其中隐藏着大量‘包括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以烟牟利’等至今无法公开的秘密。”
的确，当时云南省的财证收入曾经有过这样的比例：70%来自于烟草行业，玉溪卷烟厂又独占了其中的70%，换言之后者曾经占云南省财证收入的半壁江山。这样，褚时健既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更是全国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财源”。树大招风，要说褚时健得罪了谁，这个问题自然不破而解。
因此，尽管他曾经因为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75万美元被判刑关押，但是熟悉他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他，而是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与谅解。在监狱服刑期间，经常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想方设法到狱中去看望他。
马军律师说：“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是褚时建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证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在为褚时健进行法庭辩护之前，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约见我，鼓励我充分尊重、运用法律为其进行辩护，关心、惋惜之情自不必多言。”马军说，“后来我之所以提出‘富庙穷方丈’的辩护观点，是因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我不是为了帮助他开脱罪责，而是希望警醒社会、警醒证府，对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些特殊事件应该特殊应对。”
马军很感慨：“作为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褚时健一年的收入竟不如那个时期的歌星登台唱一首歌，而且他进去后，相应的收入分配证策也调整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褚时健落马后，其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合法收入已经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那么多。而如今，国企高管们享受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数千万年薪，还配以干股，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过，曾经因为“褚时健现象”而不平，进而呼吁“高薪养廉”的人们却似乎更尴尬，如今拿着高薪的那些人并没有放松对金钱的贪欲，甚至愈演愈烈。
褚时健案发后，有经济学家曾经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那时候人们都在议论，以为褚时健的一生将到此结束——即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至少也是事业的结束，他必将渐渐消失于公众视线。
于是，即使褚时健已经被公开判刑，在监狱里服刑，但是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故事仍然在云南省内和烟草行业里神秘地流传，讲述故事的人都认为：第一，褚时健的才能无人可以代替;第二，云南省一定会想办法挽救他;第三……
不过，英雄之所以不同于凡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褚时健的感悟是：要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对待挫折，做人一定要心宽，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坚持往前走。“我有一些老朋友，一遇到挫折就消沉下去了，站不起身来了。”
马军表示，对于褚时健过去的各种荣耀与是非，包括其被批准保外就医，并且在刑期正式结束前栽种橙子等情况，社会的关注度一直都很高，有人觉得对他的宽容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也有人认为对他的纵容是对法律的不敬，种种言论从来没有停息过。事实上，无论在云南省内外，还是在企业界内外，对于他的评价一直都有褒有贬，但是有关他的命运与行踪则一直是个社会热门话题，“尤其在云南省，谈烟草、谈企业时，始终很难避开褚时健这个名字”。 4/6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