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在床上亲热，我与母亲乱小说伦干。十几年前，父母在我和哥哥的“软磨硬泡”下才勉强同意从农村的老屋搬到县城哥哥的房子里居住。
父母都是农民，母亲没进过一天学校，父亲倒是读过一些书。他们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供我们上学。在那个离县城远，不通公路、干旱缺水、田少地少的老家，要供养一双儿女读书，就得常年不分白日昼夜地劳作。肩挑背磨，父亲的背弯成了一张弓。母亲体弱多病，但为了节省钱，也都是草药对付。长年累月，积劳成疾，胃、鼻窦、肩周、腰部到处都落下毛病。从参加工作那天起，我们就四处为母亲求医问药，总算有些好转。我们也暗暗发誓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特别是要离开农村老家那个“屙屎不生蛆”的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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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搬家的时候，父母表现出万分不舍。父亲将家具装车，母亲在屋里收拾，一个水桶、一个背篓、一根小板凳、一把镰刀、一担菜篮子、一个盘子一个碗，甚至一根筷子，他们都装上了。我跑进去对母亲说：“小东西就不带了吧，带到城里去也用不着。”母亲将一把磨得亮亮的锄头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找了个墙壁高高挂起才转身出门、上锁。车子起动，父母望着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老屋和屋前的自留地，异口同声地絮叨：“家里那么多竹子，自留地里那么多柑子树、核桃树、柿子树，都没人照应，不知道会怎么样？若是被糟践了就可惜了。我们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去？”
刚到城里，尽管我们天天陪伴，父母总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说：“进门就关门、门对门住着也不打招呼，这样好没人情味，没烟火气，还是老屋里住着好。”于是，他们总以敷墙翻瓦或看望亲戚邻居为名，回老屋住几天。回城后的十天半月，父母口中的话题都离不开老屋和老家人。
一辈子都与土地打交道的父母闲不下来，他们决定做蔬菜生意。以前供养我们上学的钱多来自父亲卖菜，尽管我们一百个不情愿让他们再那么辛苦，但还是拗不过他们。母亲谦虚地当起了父亲的学生，识秤、算账。母亲把家里的小东小西都拿来称量，报重量给父亲，然后交由父亲审核。母亲很聪明，几天就烂熟于心。父母开始跑市场巡查，几天以后，他们就摆开了“战场”。从老屋带来的背篼、菜篮、扁担有了用武之地，它们与父母朝夕相处，仿佛沾染了灵气。父母的蔬菜生意很快上手，每个下午或傍晚，父亲回家记账、算账，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那段时间，他们除了自己的生活，和家里的水电气和收视费等日常开支以外，还有些结余。这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每次去菜市场看他们，都能听到他们和菜农们谈笑的声音。有了朋友，有了喜爱做的事情，他们不再那么惦记老屋。
逢年过节，陪着父母回乡祭祖，长久没人居住的老屋不忍观看，今年墙壁破损了，明年瓦掉落了，后年檩子腐朽了，大后年屋梁断裂了……每次祭祖完毕，我们在老屋周围转一圈就匆匆离开，可父母总要在屋里这里敲敲，那里看看，磨蹭半天都不出来。有几次，我在老屋临近的垭口处等他们，隐隐约约听到父亲怪罪母亲：“我说不去城里也，你偏要去，这下房子都快垮了，以后‘老’了咋办哇？”“我就是想去城里，你不想去你不去就是呀！垮了就垮了，我‘老’了直接火化，你怕火化就回这里待着嘛！”母亲的嗓门大些，似乎想盖过父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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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后，又是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老屋的话题。那时，我们觉得老家一个村都没几个人居住，公路依然不通，附近的几个医生都跑外面挣钱去了，父母更不能住在老屋。岁数越来越大，买东西、看病不方便，一到天黑，更是冷清得让人毛骨悚然。为了减轻他们对老屋的依恋，我们决定请父母去市里帮着照顾孩子读高中。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