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则说季老懂我。
王国维曾把“新发见（现）”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陈寅恪则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饶宗颐对新材料、新证据的重视和掌握，让人吃惊。
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他则无不注意。
事实上，人们将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不无道理，他们两人皆通晓多国语言，研究领域皆极为广泛，在梵文、吐火罗文、敦煌学、佛学等领域有交叉研究，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评价甚高。
有人说，饶宗颐钻研的学问，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艰深的语言写就的。他在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
说起他学习梵文，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在港大教书的时候，因为已经出版了甲骨文专著，一位北大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这个人是印度驻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白春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后来尼赫鲁访华时他还担任翻译。
很快，饶白二人成了朋友，饶宗颐要他教其梵文，此后又随其前往印度游学，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南北，得以对梵文佛经有深入研究，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被聘为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和永久会员。
同时，他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阅读法国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画和绢花上，而《敦煌白画》一书专门研究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也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还是敦煌学研究，饶宗颐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字，也正是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罢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个求知欲吞没了我自己。”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曾近距离追随饶宗颐17年，让她最难忘的是饶宗颐永远对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颗童真的好奇心，“正因为每天有了这一颗好奇心，才让他每天笔耕不辍地写作”。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